医药反腐风暴之下，医疗耗材领域的腐败引发多方关注。
近日，多地医院约谈医疗耗材供应商。如8月3日，安徽省肥东县人民医院组织召开医疗耗材供应商集体廉洁谈话，提到希望各家供应商认真学习领会国家文件精神，坚决杜绝商业贿赂行为；同一天，云南景谷县人民医院举行2023年度医用耗材供应商座谈会开展廉政谈话。
监管部门也在行动。8月7日，上海13个部门联合印发《上海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提到，2023年10月31日前，各医疗机构重点围绕三个专项行动内容，开展行风建设工作的自查自纠，其中就包括高值耗材。
(相关资料图)
从输液针到骨科钉子，从实验室试剂到心脏支架，均属于医疗耗材的范畴，为何这类产品在近期医药反腐风波中如此受关注？
耗材领域贪腐案时有发生
澎湃新闻记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到多例涉及医疗耗材的贪腐案，涉事人员为医院或科室负责人，且涉及金额均在几十万元。
中国裁判文书网2023年4月28日发布的刑事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2004年担任某医院检验科主任的胡某，主要负责检验科的检验、行政管理，审签药品器材的请领、报销等工作，具有按照工作需求向医院提出检验设备、试剂采购申请，提出设备技术参数的职权。2011年至2021年，胡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所送钱财共计人民币77.5万元。
中国裁判文书网2022年4月7日发布的刑事二审裁定书显示，曾任某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的沈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44.68万元，其中2016年1月至2020年4月，被告人沈某利用职务便利，为医疗耗材销售商周某某提供帮助，先后多次收受周某某送给的财物折合达到48.18万元；2015年6月至2019年10月，被告人沈某利用职务便利，为医疗器械销售商万某某提供帮助，为感谢沈某的帮助，2018年8月万某某在昆明市云安会都宾馆送给沈某现金52.5万元。
中国裁判文书网2017年4月14日发布的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2008年至2015年11月，某医院大内科主任兼心血管内科主任及医院高值耗材管理委员会成员即被告人黄某在参与本医院心脏介入类高值耗材的采购、使用、监督等工作中，单独和伙同心血管内科副主任鲁某共同收受多家公司回扣共计414.1238万元，被告人黄某实际分得101万元，被告人鲁祖建实际分得12万余元至15万余元，余款由黄某按比例分配给心血管内科其他做手术的医生。
近期业内流传的一份名为“广东省药品耗材专项审计调查报告”的文件也提到多个耗材违规案例，比如是医用耗材流通领域增加采购中间环节抬高价格；公立医院增加采购中间环节向下属企业让利。
医疗耗材贪腐是如何发生的？
医疗耗材等医疗器械的销售模式主要包括直销和经销两种，在国内以经销为主，即一家公司先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再由经销商销售给医疗机构等终端客户。与药品院内院外都有机会销售不同，许多医疗耗材，尤其是手术用耗材只能在医院使用，能进医院才能打开销售额。
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前员工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一款医疗器械想要进入医院，通常是需要科室的主任或医生提报告，提交给设备科（不同医院该科室名字或有区别），设备科会定期组织专家以及领导共同开会，讨论医疗器械进入医院的目录，而设备科组织的会并不固定，可能几个月，最长可能一年才一次。
上述员工表示，对于创新的先进医疗耗材，医生为了提升手术水平，往往更有动力主动推荐这样的产品进院，但对于那些在市场本身就很卷的产品，就需要很多“打点”才能进医院。这一环节通常由代理商完成，而获得“打点”的医生，其操作空间和方式也比较多。
上述胡某在案件中供述，作为检验科主任，在检验试剂的使用和采购方面有一定的决定权和建议权，医院采购检验设备要先由检验科室先提出采购需求和相关的采购参数，经院领导开会审批决定后挂网采购，这些检验科的采购需求和相关比照参数都是由胡某某来制定。
胡某供述，每一家公司的产品或者是他们代理的设备参数都是有细微差别的，所以在制定设备采购参数时，比照他们可以提供的设备参数去倾向性制定，让他们能够顺利供应设备，然后再配套购买他们供应的试剂和耗材。
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全国企业合规委员会专家丁继华表示，在医疗用品采购中，医院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甲方，如果院内出现诸如内控合规治理机制不健全、采购等重点领域的管控不到位，决策不透明，或负责人权限很大，但又缺乏监督制约，都可能出现腐败。
医改专家、陕西省山阳县卫生健康局原副局长徐毓才向澎湃新闻记者指出，首先是确定采购标准，可以“参数自定”，其次在招标环节，可以搞“定制”，再者在使用环节，可以“带金”或变相带金（如：为相关人员请保姆、培训、旅游、发论文、子女升学等），最后，在回款方面，也可以排出优先级，四个环节，都可以产生腐败。
“过去经常说院长权力大，院长腐败的多，现在医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现在曝光的医疗耗材贪腐案中，也能看到有书记参与进来的。”徐毓才认为，与其他领域的腐败类似，医药领域的腐败也大多与权力关系密切，医疗器械的腐败与采购权存在关联。
徐毓才表示，药品由临床医生开方，很多医生都会开，因此药品领域的贪腐往往容易牵扯到很多人，而医疗器械，尤其是心脏支架等高值耗材，涉及科室以及人员少，因此，从曝光的案件中可以看到，这类贪腐案往往人数少，但数额较大。
集采是否可以解决医疗耗材腐败？
近两年，高值医用耗材集采不断推进。2020年11月，心脏支架集采结果在天津开标，中选产品10个，降幅超90%。2021年9月，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官宣人工关节集采结果出炉，人工关节降幅达到80%以上。
随后临床检测制剂也进入集采。2021年8月，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服务中心发布《安徽省公立医疗机构临床检验试剂集中带量采购谈判议价公告》，该公告主要涉及肿瘤相关抗原测定、感染性疾病实验检测、心肌疾病实验诊断、激素测定、降钙素原（PCT）检测（定量检测）这五类化学发光试剂产品。
集采之下，医疗耗材相关的腐败问题是否能避免？上述企业人员也认为，当前通过集采、药械占比等多种制度设计，肯定会让医生没那么多操作空间，但另一面是，患者在医院的选择也变少了，无法像过去一样在不同品牌、不同价位、不同特点的手术耗材中选择。
徐毓才认为，集采肯定会压缩其中的腐败空间，但目前集采的耗材品类还较少，占临床使用的比例还不高，所以采购过程中依然无法杜绝腐败。
“所谓的公立医院其实只是名字上叫公立，但是事实上政府的投入大概10%都不到，也就是90%以上的收入都要医院自己去创收。”据中新经纬，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权威医改专家李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医疗腐败与体制有关，国家基本上是不管医院的投入运行和分配的。但是我们对医疗服务的价格也是控制得比较严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看得起病。所以医院通过器械耗材、检查的缺口里面来创收，国家其实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一轮轮地管。
